八零团宠，下乡后我带全家狂立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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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抱着搪瓷缸蹲在田埂上时，才真正明白了“下乡”这两个字的分量。一九八四年夏天，十七岁的我跟着全家从省城来到冀北的柳树屯，父亲因工厂事故提前退休，母亲在纺织厂下岗，小妹还在念初中。全家的希望都压在了我身上——毕竟在城里时，爷爷奶奶总说我是“全家的团宠”。 可屯里的老支书把我们家分到最贫瘠的南坡时，我攥紧了拳头。那片地种了三年玉米，亩产不过两百斤。夜里煤油灯下，父亲吧嗒着旱烟：“算了，认命吧。”母亲默默缝补着妹妹磨破的衣肘。我忽然想起在城里时，爷爷教我的灌溉知识——他曾在水利局工作。 “爸，咱们挖渗水井。”我把画了半个月的图纸拍在炕桌上。父亲烟斗停了，母亲针线停了。妹妹跳起来：“哥，我算数好，能画线！”第二天全家上了坡：父亲抡着镐头刨土，母亲用柳条筐运泥，妹妹举着木杆测坡度。我跑遍十里八村，用省下的粮票换来废弃的钢管。 第七天暴雨突至，我冒雨把最后一段管子接进沟渠。清亮的水流冲开干裂的泥土时，全屯人举着雨衣围了过来。老支书摸着湿透的图纸，嗓子发颤：“这法子……能让坡地增产三成！” 秋收时南坡玉米穗子金灿灿压弯了秆。县里技术员来测产，亩产四百七。全家在表彰会上戴大红花那天，妹妹悄悄拽我衣角：“哥，其实你早画好了三份图纸，给西坡、东坡各藏了一份。”父亲在台下朝我咧嘴笑，牙花子都露出来了——那是他下岗后第一次那么笑。 后来全村跟着我们改水田，柳树屯成了县里的“粮仓实验点”。去年回屯看修高速公路，老支书握着我的手说：“你当年带全家立的那功，是给咱屯心里扎了根。”离开时我回头望，新栽的树苗在风里摇成一片绿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