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在饥荒年里开超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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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年的天像是漏了，连续三年滴雨未落。土地裂开血盆大口，庄稼枯成灰烬，村里开始有人浮肿着腿脚，背着包袱往 unknown 的方向走。就在这当口，我用最后半袋陈年苞谷，从县里拉回一板车“非必需品”——几箱粗盐、半吨煤球、两麻袋发黑的土豆，还有一沓子红纸包着的廉价糖果。我在自家塌了半边的土院墙上，用黑炭歪歪扭扭写了四个字：“王老五杂货”。 开张头三天，门可罗雀。人们路过，眼神像看疯子。饿肚子的时候，盐能当钱使？煤球能填饱肚子？第四天清晨，老张佝偻着背来了，手里捧着一个褪色的蓝布包，层层打开，里面是一对暗沉的银镯子。“换……换点盐。”他嗓子哑得像破风箱，“娃儿嘴里没味儿，吐绿水了。”我舀了半碗盐，没要镯子。“先吃着，等雨来了，再还我。”他愣住，眼泪砸在尘土里。 从此，我的“超市”成了村中央的奇异磁场。有人用祖传的铜烟锅换两斤煤，给孩子烤湿衣服；有人用陪嫁的绣花鞋垫换一包糖，给病中的老娘含在嘴里压苦味。我不记账，只在墙上用粉笔画杠杠——杠杠越来越多，我的苞谷、盐、煤在减少，但墙根下，开始有人悄悄放下半把野菜，或者两个捡来的野蛋。最难忘是春夜，李寡妇抱着高烧的孩子撞开院门，孩子嘴唇发紫。我翻出半盒早已失效的退烧药片，她哆嗦着掏出怀里捂着的、唯一完整的一小袋玉米面。我没接，把药塞给她，顺手往她怀里又塞了半块黑煤。“烧退了，给孩子熬点糊糊。” 一年后，第一场雨落下时，我墙上的粉笔杠杠已被雨水冲得模糊。杂货铺早空了，板车卖了换种子。但村里人路过那块写着字的土墙，还会点点头。老张家的田里，冒出了第一簇绿芽。后来村口的老槐树下，总聚着人讲故事，说有个傻瓜，在大家都忙着刨树根、挖观音土的时候，偏要守着一堆“没用的东西”。他们说，那哪里是杂货铺，分明是口井——饥荒年里，人心干涸得冒烟，总得有人先凿出一汪水，别人才知道，原来还能活。 我的超市消失了，但某种东西留了下来。比如，当有人再递来一把野菜时，另一双手会自然接过去，分一半给更瘦弱的那家。那或许就是我在那年开超市，唯一真正卖出去，且从未收过钱的货物：一点信。信这世道再荒，人心还能换得动东西；信饿到最深的夜里，总有人会点亮一豆油灯，问一句：“你需要盐吗？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