跨年夜,我独自坐在火锅店窗边。玻璃上凝着水汽,窗外是盛大的烟花,一朵接一朵炸开,映得整条街都忽明忽暗。手机屏幕亮着,是女儿发来的消息:“妈妈,爸爸说想和我们一起过年。”我熄灭屏幕,把最后一点毛肚倒进沸腾的汤里。 门铃响,寒风卷着一个人影进来。他穿着旧羽绒服,头发被烟花映得发灰,手里提着女儿最爱吃的草莓蛋糕。看见我,他僵在原地,像一尊突然失去温度的雕塑。 “好久不见。”他声音沙哑,把蛋糕放在邻桌,没坐下,“能……说两句话吗?” 我没应声,只转动着玻璃杯。橙汁在杯中晃出细小的漩涡。十年前也是这样的夜晚,他抱着发烧的女儿冲进医院,自己却因为一场应酬迟到三小时。我坐在急诊室长椅上,看着点滴一滴一滴落,而他西装革履地出现,身上带着烟酒气。那晚我们第一次提到离婚。 “我知道你不想听。”他搓着手,呵出的白气在暖风里消散,“但今晚……到处都在告别。我忽然明白,我告别的不只是旧年,是你们。” 他掏出一个褪色的铁皮盒——是我们女儿三岁时做的“爸爸勋章”,用纽扣和彩纸拼的。“搬家时找出来的。她当时举着它说‘爸爸最棒’,而我因为方案没通过,把它扔进了垃圾桶。” 火锅咕嘟咕嘟响,汤底翻滚着牛油和辣椒。我抬头,看见他眼角深深的纹路,和记忆中那个在产房外焦急踱步的年轻人重叠又分离。 “对不起。”他说,“不是为今天,是为所有我应该在场却缺席的时刻。为你怕打雷时我在出差,为女儿毕业典礼我在酒局,为你说‘我累了’时我回的是‘客户更重要’。” 窗外新年倒计时开始,十、九、八……烟花声更密集了,像一场盛大的掩盖。他声音压得很低:“这十年,我活成了自己最讨厌的样子。用工作填满空洞,却越填越空。每次看到别人家孩子牵着爸爸的手,我就……” “叮——”零点的钟声敲响,窗外爆开一片银色的花海。邻桌的情侣拥抱,服务生端着啤酒穿梭,整个世界都在庆祝新生。 我拿起包,绕过他走向门口。推开门时,冷风灌进来,烟花硝烟的气味刺得人眼眶发酸。身后传来他极轻的、几乎被烟花淹没的声音:“新年快乐。” 我没有回头。街道上人群涌动,彩带和碎纸屑落在肩头。远处大楼的电子钟跳到00:01,新年的第一缕光正从城市天际线渗出来,淡青色的,像洗过的水彩。 我裹紧围巾,把旧年的寒冷和那句没说完的“谢谢”一起留在身后。路灯把影子拉得很长,而前方,晨光正一寸寸铺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