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年大旱,蝗虫过境,村里树皮都啃光了。爹娘把最后半袋杂粮塞进我怀里时,院角传来一声虚弱的哼叫——那是我们家唯一的“财产”,一头半大的黑猪,饿得肋骨根根分明。 全家人眼睛都绿了。娘颤抖着说:“杀了它,熬过这月……”我却死死抱住猪圈门。上一世在养殖场打工的记忆像刀子一样扎进脑子:这黑猪是约克夏和本地猪的杂交,长肉快;荒年草根树皮虽毒,但榆树叶、槐花、豆渣发酵后却是好饲料;最重要的是,猪圈下面能建沼气池,粪肥能救活半亩薄田。 “不杀,”我嗓子劈开,“我养它,养全家。” 第一天,我挖开猪圈角落,砌出简易发酵池。把晒干的野菜、磨碎的豆饼混进泥里,再埋进猪粪——七天后,一股酸香飘出来,那是能喂猪的“营养液”。娘含着泪把最后半把玉米面撒进去,猪贪婪地拱着食槽。 最难的是找绿食。我背着竹篓钻进几十里外的乱葬岗,挖葛根,摘野芹,甚至冒险爬树勾榆钱。有次被野狗追,摔进沟里,怀里揣的猪食洒了,我趴在地上哭着把泥里的野菜一点点捡回去。弟弟默默递来半块烤红薯,那是他藏了三天口粮。 第三个月,猪开始长膘。更关键的是,沼气池点着了——蓝色火苗“噗”地窜起时,全家人呆住了。用这火烧水、煮野菜汤,省下大半柴火。猪粪肥施进东边荒地,竟冒出几簇荠菜苗。 转折发生在秋末。邻村土匪来抢粮,盯上了这头肥猪。我提前把猪赶到后山岩洞,用沼气残渣在洞口抹了层滑腻的泥。土匪踢翻空猪圈时,我领着全家躲在洞里,透过缝隙看他们骂骂咧咧走远。洞外,黑猪安静地嚼着槐叶,尾巴悠闲地晃。 开春时,猪下了八只崽。我们用第一茬沼气肥种的野菜,竟收了三筐。最金贵的是那窝小猪,断奶后,我挑了最壮实的两只,徒步五十里,换回两袋霉变但能吃的陈米和一把萝卜种。 如今第三个荒年过去,我们家墙角堆着新收的豆子,猪圈扩建了三间。昨夜下小雨,沼气池水满,我蹲在池边看气泡一串串浮起,像大地在呼吸。娘在屋里补渔网——上个月我用多余的猪鬃搓了绳,陪她下河捞了三天鱼。 弟弟忽然跑进来,手里攥着嫩生生的荠菜:“哥,东边荒地又冒菜苗了!”他眼睛亮得惊人。我接过菜,茎叶上还带着泥点。这或许不算逆袭,只是荒年里,一头猪教会我们的——有些东西,饿不死,就会生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