重生后，全家都给我靠边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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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死在三十岁那年，被最亲的家人联手送进监狱，罪名是盗窃公司机密。出狱当天，他们举杯庆祝，说终于清除了家里的耻辱。再睁眼，我回到了十八岁，高考结束的夏天。 父亲把录取通知书拍在桌上：“读什么大学？家里钱紧，你弟弟要出国，你进厂打工吧。”母亲在旁边抹泪：“闺女，委屈你了，可弟弟前途要紧。”上辈子我哭着答应了，这辈子我直接把通知书撕了，当着他们的面扔进垃圾桶：“学历我要，厂子你们自己进。” 全家愣住了。父亲涨红脸骂我反了天，母亲哭诉我不孝。我转身收拾行李，用重生前攒下的私房钱买了张去南方的车票。临行前夜，我听见父母在卧室商量：“让她去，饿几天就老实了。”弟弟跷着腿打游戏：“姐走了正好，房间归我。” 我在深圳睡过桥洞，在餐馆端过盘子，但我知道三个月后互联网浪潮会兴起。我用最后五千块买了台二手电脑，白天打工，夜里学编程。当家里打来第三十七次要钱电话时，我的第一个软件已经上线，月入三万。 父亲突然在电话里哽咽：“你妈住院了……”我冷笑着挂了。后来才知道，他们拿我的名义借了高利贷，债主找上门时，父母把我“不孝女”的新闻剪给记者看。电视里滚动播放时，我正在纳斯达克敲钟。 记者堵到我家老小区，父亲对着镜头抹泪：“那孩子从小偏激……”话没说完，我的律师递上股权证明和赡养协议：“从今往后，他们每月可领五万，但不得以我名义借贷或接受采访。”母亲当场瘫倒，弟弟砸了手机。 如今我坐在顶层公寓落地窗前，手机弹出新闻推送：《知名企业家拒认生父母，称“血缘不及契约”》。窗外城市灯火如星海，我忽然想起上辈子临死前，听见狱警议论：“那家人拿了公司赔偿金，搬去海南了。” 原来重生最痛的不是报复，是看着他们困在旧时光里，而我早已走出光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