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84年,东北老工业区筒子楼的窗台上,总摆着一台红壳半导体收音机。每天傍晚,父亲会拧开旋钮,让 News Broadcast 的电流声混着煤球炉的噼啪响。七岁的我蜷在门槛上,听《渴望》主题曲从吱呀的喇叭里流出来,父亲就着昏黄灯泡修自行车,扳手磕在水泥地上,铛、铛、铛,像某种沉默的倒计时。 那时父亲是钢厂钳工,手掌的茧子比车胎还硬。有次我偷吃他饭盒里的煎饼,发现底层压着半块水果糖——那是厂里三八妇女节发的,他总留到发黏。母亲走后,他更沉默了。有回我发烧,他背我去卫生所,路过文化宫海报栏,看见上面贴着“个体户”的广告,他脚步顿了顿,脊梁骨硌得我生疼。 转年钢厂效益下滑。某个深秋夜,收音机突然不响了。父亲捣鼓半宿,最后把耳朵贴在喇叭上,摇摇头。第二天他带回一台二手红灯牌,声音亮堂了,可调频旋钮总卡在中央台。我抱怨没故事听,他闷头抽烟:“原来的坏了,修不了。”后来我才懂,那台旧收音机是他和母亲结婚时买的,修不好的是别的。 真正明白那“别的”是什么,是在初中毕业前。我翻他藏在《毛泽东选集》里的存折——薄薄一沓,每页都记着“给囡囡大学用”。旁边还有张泛黄的粮票存根,背面用铅笔写着:“84年12月,换鸡蛋,囡囡咳嗽”。那天我正在为穿的确良衬衫还是涤纶的跟他赌气,看见存折最后一页,有他颤抖的笔迹:“下岗名单,9号”。 我忽然想起,那年冬天他总凌晨出门,说去早市帮人搬货。有次我尾随,看见他佝偻着腰,把三大麻袋白菜扛上板车,棉袄肘部绽开棉花,在风里扑棱。卖菜大娘塞给他两个热包子,他推回去,指了指远处——我穿着不合身的新棉袄,正和文化宫新放的《少林寺》海报合影。 后来我考上省城中专。临行前夜,他擦那台旧收音机,抹布在红壳上停了很久。“听,”他忽然说,拧开新收音机。正播《新闻和报纸摘要》,可就在播音员转调瞬间,沙沙电流里,竟浮出半句《渴望》的旋律。原来他偷偷录了磁带的碎片,反复混进广播录音带。 “修不好,就让它自己唱吧。”他关掉收音机。黑暗里,我们都没说话。窗外,老钢厂烟囱正冒出最后一股白烟,慢悠悠,像一句迟到了二十年的晚安。 如今我办公桌上摆着那台红灯牌。有时加班到深夜,旋钮转到中央台,偶尔仍有《渴望》的残段浮出。我总想起那个没有故事的夜晚——其实故事一直响着,在父亲指节粗大的茧里,在84年的北风里,在我们假装修不好的旧时光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