西西里岛的雨季总是粘稠得化不开,像凝固的血。老教父维托·科莱昂躺在吊床上,手指摩挲着怀表盖,里面嵌着年轻时的全家福。他听见窗外雨滴砸在仙人掌上的声音,一声,又一声,像倒计时。 葬礼在三天后举行。黑西装们从米兰、纽约、巴勒莫涌来,皮鞋踩过湿漉漉的墓碑,却不沾一滴泥水。维托的儿子萨尔瓦多跪在灵柩前,脊背挺得笔直,眼泪却滴在父亲冰凉的手背上。老教父临终前只说了一句话:“别让家族沾上毒品。” 但毒品利润是军火的三倍。纽约的甘比诺家族已经动手了,他们在巴勒莫港口的货轮里藏了五百公斤高纯度海洛因。消息像野火一样烧过每个家族的客厅。五大家族最后一次和平会议在陶尔米纳的悬崖餐厅召开,海在脚下翻滚,银餐具闪着冷光。 “维托死了,”纽约来的代表切斯特直接翘着二郎腿,“规矩也该死了。” 萨尔瓦多盯着他领带夹上的钻石,想起父亲说过:真正的力量不在枪里,在别人需要你的时候。他慢慢切开羊排,血水流到白盘子上。“我父亲说,”他开口,声音很轻,“毒品会让我们变成毒虫,而不是男人。” 会议不欢而散。四十八小时后,米兰家族的仓库爆炸,烧红了半个夜空。没有声明,没有认领,只有沉默的宣战。西西里岛的橄榄园里开始出现挖好的坑,每个坑够埋三个人。 萨尔瓦多在祖父的旧书房里找到一沓泛黄的信。1943年,维托和另外四个年轻人跪在盟军轰炸过的废墟前发誓:绝不碰毒品,绝不伤害平民,永远保护彼此。最后一行字被咖啡渍晕开:“若有人破誓,其余四人共诛之。” 雨又下起来。萨尔瓦多把信纸按在胸口,走到窗前。花园里的橘子树在风里摇晃,树下站着四个模糊的人影——是甘比诺、斯特拉奇、巴卡拉和他的堂兄卢卡。他们没带枪,只撑着黑伞。 “我们当年发过誓。”萨尔瓦多打开窗,雨丝扑进来。 “时代变了,萨尔。”甘比诺的声音隔着雨幕传来,“你父亲也变了,他最后十年缩在庄园里,算什么教父?” “他保护了三十七个村庄没被毒品侵蚀。”萨尔瓦多摸向腰间,那里空着——父亲禁止家族成员佩枪出席葬礼,“你们要的战争,我会给。但记住,第一个开枪的人,会先被历史的车轮碾碎。” 卢卡突然笑了,雨水顺着他的疤痕流下来:“那就看看谁的誓言更硬。” 远处传来警笛声。五大家族的私兵正在向这个庄园合围,而更远处,意大利反黑特别行动组的车辆亮着幽蓝的灯。萨尔瓦多最后看了一眼父亲的吊床,它还在空荡荡地摇晃,像一座孤岛。 他关掉窗,雨声被隔绝。书桌上摆着五份档案——每个家族近十年的犯罪记录、政界保护伞、海外账户。这是维托留给他的最后武器:不是子弹,是真相。 “战争开始了。”萨尔瓦多对自己说,然后拨通了第一个电话。他打给的是《共和报》的调查记者,一个总在追着黑手党跑的女人。 雨夜里,第一份证据正在发送。而吊床的摇晃渐渐停了,像那个老教父终于安息。但所有人都知道,当吊床静止时,风暴才真正降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