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在七零开拖拉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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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油味混着晨雾的湿气，我攥着东方红拖拉机的方向盘，掌心被震得发麻。1975年秋，知青点分配我开“铁牛”，老把式蹲在田埂上抽烟：“丫头，这玩意儿认生，得听它响动。”第一次挂挡，机器嘶吼着往前冲，我差点撞翻队里的谷堆。 真正难的是修车。拖拉机陷进南洼的泥坑，柴油滤芯堵了，我跪在泥水里拆零件，指甲缝塞满黑油。会计老赵隔着苞米地喊：“城里来的娇小姐，行不行啊？”我没抬头，用麻绳缠住打滑的履带，哼着《沙家浜》给自己打气。天亮前机器突突响起时，月光正巧掠过驾驶室蒙尘的玻璃。 后来我成了“女把式”。春播时带着三个姑娘半夜偷学开拖拉机，被队长逮住，每人罚抄三遍《毛选》。可当我们把第一批化肥撒进冻土，队长蹲在刚翻的垄沟里，捏起一把深褐色的泥土，说了句：“这地，活泛了。” 如今回想，那台拖拉机像匹倔强的老马。我学会在颠簸中稳住方向，学会用半块肥皂洗掉满手油污，更学会在“抓革命促生产”的标语下，为一垄苗、一车粮较劲。有次车轴断了，我们十几个知青轮流扛着三十斤重的备用轴走十里山路，月光把影子拉成歪斜的省略号。没人抱怨——饿着肚子干活时，谁都没抱怨。 去年回北大荒，旧址立着旅游木牌：“知青文化体验区”。我摸着仿真拖拉机的冰凉铁皮，突然想起某个雪夜，车灯劈开雪幕，照见前方冻僵的野兔。那一刻引擎的轰鸣与心跳同频，仿佛整个北方的土地都在我掌下呼吸。 离开时买了瓶北大仓酒，没喝。倒进拖拉机当年趴窝的泥坑里。土腥味混着酒香散开时，我忽然明白：那个年代最珍贵的不是钢铁与柴油，是我们在荒原上，用青春拧紧的每一颗螺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