德黑兰老城的雨总下得黏稠。在塞帕清真寺附近那家挂着手绘玫瑰的咖啡馆里,莱拉和卡维对坐着,中间隔着一杯早已冷掉的玫瑰茶。她反复折叠着头巾的一角,指尖发白;他盯着窗外被雨滴晕开的霓虹灯招牌,视线没有焦点。 这是他们第七次在这样的雨天见面。三年前,他们在大学哲学课上偷偷交换纸条,写的是萨特和波伏娃。如今,他们讨论的却是《古兰经》第24章第30节,以及卡维母亲昨夜那通长达四十七分钟的电话。莱拉想起十四岁那年,她指着电视里伊朗国家队进球后球员们亲吻戒指的镜头问父亲:“为什么他们不能像电影里那样拥抱庆祝?”父亲修剪着石榴树,剪刀咔擦一声:“因为有些触碰,是留给真主见证的。” 卡维终于开口,声音像生锈的茶匙刮着瓷杯:“我母亲说,如果继续见面,她会开始绝食。”他推过来一本褪色的《追风筝的人》,书页间夹着他们去年在厄尔布尔士山脉徒步时的照片——照片里他的手臂虚悬在她肩侧,像一道断裂的彩虹。莱拉记得那天雪松的气味,记得他颤抖的嘴唇最终只是替她拂去了睫毛上的霜。 窗外传来清真寺唤礼的余音。莱拉忽然说起童年的事:七岁那年,她养的金鱼死了,祖母让她对着庭院里的无花果树念三遍“印沙安拉”。“可我不明白,”她当时哭着问,“为什么金鱼不能有来世?”祖母用头巾擦掉她的眼泪:“因为小鱼不在天园的花园里。” 卡维从钱包里抽出一张叠成小方块的纸——那是三个月前他们偷偷去公证处咨询的文件,上面写着“根据《伊朗家庭保护法》第1053条,离婚需经丈夫单方面声明三次”。他把它撕了,纸屑落在茶渍里,像一群濒死的白蛾。 “我下个月去伊斯法罕。”卡维说。他的叔叔在那里开了一家地毯作坊,会给他安排相亲。“对方是老师,戴绿色头巾。”绿色,莱拉知道,是尚未婚嫁女子的颜色。她低头看自己的深蓝色头巾——已婚妇女的标记,此刻像一块逐渐收紧的裹尸布。 雨停了。莱拉起身时,头巾的一角滑落,露出几缕被雨水打湿的鬈发。她没有立刻戴好,只是站在门口回望。卡维还坐着,手指在冷掉的茶水上画着无限符号。咖啡馆老板正在擦拭留声机,黑胶唱片转动,放出三十年前某部老电影的配乐——那部电影里,女主角在德黑兰街头奔跑,头巾被风吹起,露出整个天空。 莱拉走出去,把门铃摇得叮当响。雨水从屋檐坠落,砸在她额头上,很烫。她终于把湿透的头巾彻底解开,任风把它卷走,像放走一只受伤的鸟。街对面,一群女学生正叽叽喳喳走过,她们的红白校服在灰蒙蒙的街道上,像一簇簇移动的野蔷薇。莱拉深吸一口气,朝着相反的方向走去,脚步越来越快,直到蓝布裙摆开始飞扬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