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男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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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理旧物时，我又看见那只怀表。铜壳已经磨得发亮，指针永远停在凌晨三点十七分。那是他最后一次离家的时间，火车站的人潮推着我往后退，他穿着不合身的新军装，把怀表塞进我手心，说：“等指针走完一圈，我就回来。”我没告诉他，表针早在三天前就停了。他看不见，我藏起所有停摆的钟表。 我们认识在纺织厂后巷。他总在午休时翻墙进来，坐在墙头吃揣在怀里会变形的馒头。我隔着窗子递水，他接过去时，虎口有一道新鲜的伤口。“昨天擦枪走的。”他咧嘴笑，缺了颗牙。那时他还不属于我，甚至不属于自己——他的命是国家的，力气是工厂的，连笑都是借给巷口孩子的。可他的眼睛亮得惊人，看我的时候像在瞄准什么。 后来他真走了。不是开拔的锣鼓，是某个雪夜轻得像片羽毛的敲门声。他站在门外，军大衣沾着煤渣，怀里揣着用报纸裹了三层的桂花糕。“厂里发的。”他说。其实那晚他刚下夜班，走了七里路。我们没说话，他啃完糕点，把最后一点渣子倒进我掌心，像献宝。那是我最后一次尝到甜味。 他们把他送回来时，只带回半本日记。最后一页被血渍浸透，隐约能辨出“……她总在窗边晾蓝布衫……风大的时候……”字迹潦草得像挣扎的脚印。教导员说他是英雄，可我只看见他指甲缝里没洗干净的机油——那双手原本该在纺织机上接断线的。 如今我仍每天晾那件蓝布衫。它早褪成灰白，宽大得能装下两个我。邻居说该扔了，我说不行，他回来还要穿的。晨光里布衫轻轻晃，有时我恍惚觉得，那下面是具年轻的身体在呼吸。其实我知道，他的骨灰早混进长江水，连带着那些未说出口的、关于蓝布衫和桂花糕的、庸俗又滚烫的愿望。 昨夜刮大风，布衫被吹落在地。我捡起来时，兜里掉出张糖纸——是我们初遇那年，他翻墙时揣在兜里的水果糖包装。已经脆得一碰就碎，我对着光看，居然还能看见背面他潦草的笔迹：“等和平了，买一整罐给你。” 我把它贴在窗玻璃上。风吹进来，糖纸轻轻颤动，像只不会飞的蝴蝶。远处江轮鸣笛，一声，又一声，穿过六十年晨雾，停在凌晨三点十七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