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地儿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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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栓叔的裤腿永远沾着两块洗不净的泥巴，像他六十年来与土地签下的契约。他蹲在龟裂的田埂上，手指捻起一撮土，凑到鼻尖嗅了嗅——这是今年第三十七次旱情，泥土里只泛着死气沉沉的灰白。远处推土机的轰鸣声，像一头饥饿的钢铁巨兽，正啃食着村口最后一片油菜花田。 “爹，签字吧。”儿子把合同拍在磨得发亮的饭桌上，纸页脆响如枯叶，“补偿款够在县城买两套房。”老栓没抬头，正用指甲抠着掌心老茧里嵌着的稻壳。那枚老茧是十八岁那年，他第一次独自犁完十亩地后长出来的，厚实得像块榆木。他想起父亲临终前说的话：“地是活的，你对它笑，它就给你粮食。” 去年秋天，他坚持用祖传的木耙收最后一季稻。金黄的稻浪里，他忽然看见三十年前的自己：赤脚踩进冰凉的泥浆，身后跟着两头温顺的水牛，牛铃叮当，惊起白鹭一片。如今水牛早被拖拉机取代，连村小学都合并到镇上了。孩子们回来，鞋底干净得能照人。 深夜，老栓提着马灯走进田里。月光下的土地泛着青灰色的光，像沉睡的巨兽脊背。他忽然跪下来，把耳朵贴在温热的泥土上——远处地下水管的汩汩声，近处蚯蚓松土的窸窣，还有某种更微弱、几乎被遗忘的声音：那是种子在黑暗里顶开硬壳的，生命最初的啼哭。 天亮时，他在合同末尾添了行字：“保留二分自留地，种老品种水稻。”儿子叹气摇头。老栓却笑了，他走向田埂尽头那棵歪脖子枣树，从树洞里掏出个锈铁盒。里面躺着五粒稻种，是他祖父从山西逃荒时缝在腰带里的，七十年来，他们家族就在这二分地上，年复一年地轮回着这五粒种子的生命。 如今，他要把它们种下去。就在推土机履带前，在钢筋水泥的阴影里，长出一片倔强的金黄。泥土不会说话，但每一个从它怀里起身的儿女，都带着它给的胎记与箴言：活着，就要向下扎根；向上生长时，永远记得来处。